仅以教材体例而言，当前仍有不少“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新编”类教材。这些教材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在追求体系的完整性，以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读者论、发展论等几大板块讲述“知识”，但不联系具体的文学活动，以至于有学者说：“这样一种辐辏式较为完备地概括了文学理论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学科发展封闭性的问题。”[75]我们认为，其最大的封闭性就表现在，这样的教材文学理论其实就是在以思辨的方式和故有的教材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话”，其差异往往源自各自所吸收的理论资源和观念的不同。它们基本不与现实变动了的文学文化实践形成切实的互动。而由于当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教材始自苏联模式，因此此一模式的教材便如幽灵一般地回旋在现有教材左右。这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学者曾对1949年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谈到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和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吴中杰《文艺学导论》这三本教材时，一方面肯定其“换代性”，另一方面则毫不避讳地理性指出：“它们在词句、体例、框架、引文乃至个别分析中虽有刷新，但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生成、发展、鉴赏、批评等的观点，却没有什么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蔡仪、以群理论的草蛇灰线，甚至还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76]陈晓明的反思因此值得肯定，因为它有助于当代教材文学理论对此一模式保持警惕，并最终从这一模式中自觉地走出来。[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