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旆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法做了专门检讨。他认为这个教育法的错误在于：“这种教学法，只是自然形态的教育法；这种教育法只适合于生活中的零碎经验的传授。如果要把它应用于提高了的学校教育中，则第一，就不然停留在个别经验的探寻中，忽视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学习，破坏了科学知识的系统性”。“第二，既然无先生学生的严格区别，则必然减轻了教师的责任和降低了教师的作用，同时就降低了教学效果。第三，只强调了‘做’，停留在个人的经验——感性认识阶段，使学生只能从经验中得到不完整的不充实的知识，这样就不但不会有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反而会降低现有的知识水平。第四，‘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困难和疑问’诚然是实际问题，但是学校教育是不是也要像日常生活中一样，跟在每个问题发生的后面，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呢？ 诚然是不应该的。只要把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有系统地教育学生，把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的知识教育学生，学生掌握了这些客观规律性的知识，就必然会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及改造自然和社会。否则，教育工作只是忙于解决日常的生活问题，就会陷入事物主义的泥坑，就只能适应现有的生活条件和适应自然和社会中已建立的秩序，而不能改造它们”。凯旆认为“教学做合一”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它“降低了教师的指导作用，破坏了科学的系统性，抹杀教育的远大理想，减低教育的作用。”[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