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陈纪英
编辑／万天南 发布了一季度财报的美团，处在舆情中心，外界提出了诸多质疑。 其一，增长模式能否从单通道切换到多通道？其实不仅仅美团，其他互联网巨头都面临类似挑战，移动红利总会消失殆尽，用户增长早晚见顶，纵向增长必然要换道为横向扩张，腾讯切入产业互联网，阿里上马云计算，京东深入抖快腹地找增量，拼多多布局社区团购，等等。 其二，随着生态越发复杂，主体越发多元，考验平台的治理能力。美团如何协同好710万商户、5.7亿用户的利益，从“博弈”走向“共生”？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反垄断大棒之下，如何牢固平台和商户关系？美团5月初开启的一轮外卖佣金改革，就志在于此。 其三，作为社会化企业的美团，如何应对新的劳资关系。 2020年，超过470万名骑手在美团获得收入，骑手与美团的关系并非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美团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化企业，其内外治理边界并不清晰，其组织架构也不同于传统的企业组织，如何在这种变迁中，寻找到一条长效的治理之道，于美团、滴滴等，都是新挑战。比如骑手的社会保障痛点，如何解决？ 关关难过关关过。 增长是否见顶，多通道切换是否顺利？ 从整体来看，目前美团的用户增长红利，并未见顶。 以年度为周期来看，2019年Q1，2020年Q1，2021年Q1，美团的活跃用户数分别为4.12亿、4.49亿、5.69亿，以此测算，过去一年间，美团净增活跃用户数为1.2亿，相比上一季度，净增约6000万。 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2月内，1.2亿的净增用户，相比上一个年度1.37亿的净增用户，用户增长确实有所放缓。 因此，美团早晚要切换到多通道增长模式。 多通道增长模式指的是在用户量绝对提升外，其二，人均外卖订单交易笔数提升，其三，新兴业务营收占比的提升，比如美团优选等等。 先来看看人均订单数量。 财报显示，美团单用户的年均消费次数大幅增长，达到30.5次。根据现有的用户数可知，美团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12个月订单量为173.6亿单，较2020年四季度环比增加30.1亿单，作为对比，美团2016-2020五年的新增订单数分别为12亿、25亿、37亿、28亿、20亿，综上不难发现，美团2020年Q1单季度的订单净增量，超过了2018年之外的所有年度订单净增量。 用户量和人均订单量双双高增长之下，加持「春节不打烊」活动，推动美团外卖订单量较过往年份强劲增长，交易金额同比增长99.6%至人民币1427亿元，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113.5%至3230万笔，餐饮外卖业务营收达到205.75亿元，同比增长116.8%。 再来看第三个数据，美团营收是否实现了多元化？ 继续以第一季度数据为例，2019年Q1、2020年Q1、2021年Q1，美团餐饮外卖营收分别为107亿、94.5亿、205.75亿元，对总营收的贡献占比分别为55.7%，56.7%，55.6%。整体而言，处于小幅下调趋势，考虑到疫情之下，酒旅需求被大幅压抑，因此，如果剔除疫情影响，外卖业务营收贡献占比会更低。 而在餐饮外卖、到店及酒旅业务、新兴业务三个板块中，增速最快的就是新兴业务，2021年第一季度，这一板块的营收同比增加136.5%至人民币99亿元，高于餐饮外卖116.8%的同比增速。 而从单通道切换到多通道，代价就是亏损。本季度美团净亏损额高达48.5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15.79亿的亏损额。 其实，2019年美团就实现了全年盈利，为何本季度亏损额大幅升高？拆解财务表不难发现，本季度，餐饮外卖、到店及酒旅业务都实现了正营收，其中餐饮外卖业务由去年一季度亏损7090万元变为本季度盈利11亿元。而高达80亿的亏损，主要来自新业务。 为什么美团不惜亏损投入零售行业？ 于美团来说，社区电商是必打之战。第一声集结号拉响于2020年7月7日，当天，美团发布组织调整公告，宣布成立社区团购事业部“美团优选”，由美团高级副总裁、S-team成员陈亮负责，而S-team正是美团最高的管理决策机构，不难看出美团对此业务的看重。 据王兴在本次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目前，美团优选已经覆盖到2600个市镇。 社区电商规模足够庞大。每日优鲜创始人徐正曾做过测算，他估计40万亿社会零售总额中，社区商业零售总额大概贡献了20万亿。而社区团购本质上就是对社区商业零售的数字化。 其次，目前美团外卖餐饮业务的触角仅仅下沉到了县城级别，而社区团购可以下探到乡镇村组，因此，社区团购获取的用户，于美团是全新用户，未来也能反哺其存量业务。 据王兴透露，2021年Q1，美团的新增用户中半数由美团优选贡献。 尽管目前来看，美团从单通道向多通道增长切换的路径还算顺畅，尤其在社区团购赛道上，美团优选、多多买菜是唯二走到前列的公司。 但挑战依然存在，比如，在监管部门叫停社区团购价格战之后，如何提升产品品质留存用户，如何激励团长提升效率；此外，作为社区团购引流品类的生鲜，质量不够稳定，如何优化仓储和配送服务，甚至建设冷链能力等，这些基础设施投资所需不菲，也是美团面临的挑战。 美团当年在外卖领域的经验，就是对核心能力比如配送网络进行长期投入，最终带来的是门槛极高的优势，放到优选这里同理。于是可以这么理解目前零售业务的亏损，现在花钱，是为了日后省钱。 生态复杂化，上下游如何从“博弈”到”共生“？ 所有平台型公司的的增长，都伴随着一次次的破界。 长久以来，外界一直把“无边界”扣在美团和王兴本人身上，但实际上，这是对美团最大的误读。 无边界的后半句是，“只关注核心”。只要核心是清晰的——到底服务什么人？给他们提供什么服务？核心在哪，边界就在哪。 美团如此，滴滴如此，阿里如此。一方面，平台型公司的边界已经与外部社会模糊化，传统公司内部上行下效的那一套管理机制不再Work。另一方面，平台上的多重角色的利益分配机制，也需要动态平衡，随着生态越来越复杂，从利益博弈中，找到共生共赢之道，是所有平台型公司的共同挑战。 在美团，利益分配机制的核心焦点之一，是如何厘定外卖佣金比率。 一方面，在监管部门反垄断大棒之下，二选一成为历史，商户的自主选择权得到保障，平台要留住商户，必须建立共赢机制。 另一方面，关于外卖平台佣金收取是否合理，行业一直争议不断，有些商家认为佣金占比过高。但从平台营收构成来看，佣金比例似乎下调空间不大。 以美团为例，2021年Q1平台外卖交易金额为1427亿元，平台获得佣金收入184亿元，以此测算，佣金比率约为12.9%，而如果扣除支付给骑手的成本费用，则美团外卖佣金率仅为个位数。 不妨横向类比下同行，从国外来看，由于其人力配送成本相对较高，收取的佣金率普遍高出国内水平，几乎达到了中国的2倍以上，GrubHub、Uber Eats和英国Deliveroo的佣金率普遍超过了30%。 其中，Grubhub的佣金营收构成由三个部分组成：超过20%的配送费是大头、12.5%的基础佣金次之、以及0-17.5%的4档推广费，而三项费用相加竟超过40%，远高于中国外卖平台15-20%的佣金率。 再从盈利能力来看，2021年Q1季度，每单外卖餐饮留给美团的净利润仅有0.38元，2020年，单笔外卖订单的利润更是低至0.28元。 从以上数据来看，外卖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暴利”。 因此，消除误会的第一步，是把外卖佣金透明化。 美团5月的外卖佣金改革，第一步就是费率透明化，把技术服务费（佣金）和履约服务费（配送费）进行拆分，技术服务费由商家信息展示、交易服务、商服及客服、IT运维等服务费用组成，是商家使用外卖平台时需要支付的固定支出。履约服务费则包括支付骑手的工资、补贴、人员培训管理等，只有商家选择使用美团配送时才会产生。 其次，则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游戏规则，动态调整佣金比例，引导商户降本增效。 过去，美团向商户收取固定费用，导致商家并不在乎订单距离远近、客单价高低，一概全盘接单，一方面，远距离订单客观上提升了配送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消费者等待过久，影响体验。 而新计费规则下，费率与配送距离、配送时段、订单价格等变量相关，比如，配送距离较远的深夜凌晨订单，费用较高，会引导商户优选近距离订单，提升整体配送效率。 反之越低，根据测算，新收费模式下，3公里以内订单减收明显，这部分订单占到外卖订单总量的75%以上。此外，中低客单价订单的收费也减少，中小餐饮企业因而收益，最终实现整个链条效率的提升。 可见，美团佣金计算规则的调整，并不是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一方面试图通过降本增效，降低配送履约成本，来同时保障平台、商户利益，另一方面，对弱势的中小商家有所倾斜和扶持，来保证整个生态的多元，避免过度的马太效应。 零工模式下，如何分配“美团薪”？ 当共享经济大行其道，零工模式开始奏响冰与火之歌，美团与骑手、滴滴与司机的之间的关系，到底该如何界定？ 一方面，灵活用工成为了中国政府保就业、农村骑手脱贫致富的主渠道。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超过470万人，2020年，上述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了高达486亿的报酬，骑手支出在美团佣金收入的占比高达83.1%。 486亿意味着什么？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当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427元，以江西省为例，其2019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111万人，每月总收入为487亿，这和美团一年向骑手支付的薪水基本相当“美团薪”带来的就业价值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美团与骑手、滴滴与司机的关系，又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关系，双方的松散度较高，要不要效仿普通劳动关系，为骑手、司机缴纳五险一金？ 其实，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还是要回到中国的社保体系的属地化管理，以及骑手的个人利益诉求上。 目前，外卖骑手多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大多数不会在工作地定居，工作地缴纳的保障，难以持续享有，因此，骑手们“社保不出省”的意识根深蒂固。 其次，骑手在户籍地也多以个体为主，八成以上来自农村，大多在户籍地参加了新农合医疗、农村养老保险等，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保险，难以承接和延续，也无需重复保障，因此，大多数骑手实际上更倾向于多拿工资，而五险一金中个人须承担的部分，对他们反而是不小的负担，且难见持续回报。 因此，大多数骑手在工作地缴纳五险一金的自主意愿相当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五险一金社保体系，并不适配大部分外卖骑手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平台、政府都放任不管，事实上，外卖骑手最需要的可能是五险一金中的工伤保险。 在财报会议上，王兴透露，目前美团正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探索平台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 而放眼国外，如何界定灵活用工的法律边界，也未有定论。 英国司法体系把“零工”视为“劳工”。今年3月，英国某法院判定Uber平台上的司机有权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劳工权利”，目前，整个欧洲都正在成为全球“零工经济”从业者争取雇员地位的主场。 而在美国则倾向于严格区分零工和劳工，2018年4月，美国宾夕法尼亚东区地区法院的一份裁判认定，Uber司机是独立承包商，与Uber并非雇佣关系。 目前来看，中国的零工政策可能更倾向于自由度更高的美国，如同Uber高管所说，新经济模式下，“简单套用旧的劳动雇佣法规”并不合适。 当然，至于中国骑手的保障试行办法到底如何落地，目前并无定论。从短期来看，为骑手缴纳工伤保险，可能会提升美团的支出，但长期来看，唯有骑手利益得到保障，才能保证这一群体的稳定，所谓水大鱼大，骑手和外卖平台的长期利益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美团十一年，刚至中局，关卡在前，美团需要以实际表现回应疑问，费率透明化和重塑骑手关系可能算是一个新开始。
